我是在今年甚至不久前才与余虹有更多交往。
    1999年在海口见过他一面，是在好朋友耿占春的家里，他与占春也是好朋友。我向他解释了编辑《不死的海子》那本书，收了他的那篇《神·语·思》，当时没有来得及征求他的意见，当时听说他人在澳大利亚。他说“没事、没事”。这之前我还买过他翻译的一本书《海德格尔与尼采》。
    年初遇见首师大的陶东风教授，陶先生说起余虹写了一篇关于影片《三峡好人》的文章，我请陶先生发到我的信箱里，看后击节称赞。他主要是针对《读书》杂志今年第二期上发表的那个关于《三峡好人》的座谈，我本人也在其中，他一样指名道姓批评了我，但是我惊叹他的穿透力——
    “如果该座谈只保留在私下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它出现在《读书》这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平台上，并且座谈者都有较高的公共身份，它的是非就不是一群人私人的事了。换句话说，在《读书》上就一些严肃的话题来使行侠仗义之气和抒哥们兄弟之情是否合适？在如此之“气”与“情”的笼罩下就那些严肃的话题能谈出什么样的“理”？这种做法是否顾及到自己的公共责任？这是我要问的。”
    这么多年很多人的感觉都磨钝了，或者见怪不怪了，但是他保留着赤子一般对于事情的敏锐直觉，这令我肃然起敬。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收到他的email来信，说自己正在办一个叫做《立场》的刊物，问能否有文章给他。我马上发去一篇，目的是为了交换他的这篇《三峡好人有那么好吗？》。我的一位朋友办了一个网站叫做《电影杂志》，我想向这个网站推荐这篇文章。他痛快地答应了。后来与他的另一篇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道，我一并推荐给了“学术中国”网站。
    这之间我们应该还有一些email来往。我同时还给他的《立场》推荐了另外一篇年长者的文章，他来信说需要“关键词”和“内容提要”，我对他说那样德高望重的长者，这种习见的做法就免了吧。最后连拙作的“关键词”他也免了，我给了他一个简短的英文提要即可。]
    六月底的一天，他突然给我电话，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他所在的人民大学中文系工作，说愿意就下午来人大一趟，他在他的办公室等我。过了一会又来电话，说约好了有关领导，下午就来吧。我又一次感到惊讶：很少有人做事这么迅疾、干脆。那天我是下课之后才去的，一路上他不断发短信告诉我怎么走，问我到了哪里，感觉他是一个细心之至的人。见到了hly教授，晚上陶东风先生从首师大赶来一道晚餐，相谈甚欢。
    第二天我给他发去一篇拙作，关于自己思想历程的那篇《经验的年代》，他看后很快回了信，大意说，如果他写出自己的精神历程，要比我的晦涩幽暗得多。我当时表示你写啊，我等着看。他应该是答应了的。
    7月11日我约一些朋友在娄烨家看他那部惹是生非的影片，余虹驾车前来。其中徐友渔先生是他早就认识的，他在海南的好朋友萌萌、陈家琪、张志扬也是友渔的好朋友。看后有一个简短的讨论，他发言说我们都经历过“陆·肆”，但不是影片中呈现的这样。娄烨答道：“有100个人，就有100个陆·肆，这只是其中之一。”这之后他说话不多。
    八月中旬他弟弟余明在北京“墙艺术馆”有一个画展《大地上的影子》，同时有一个讨论会，来了许多老面孔。我当时想到没有说出的是：兄弟俩的气质十分相像，他与他的弟弟是互相阐释的——余明看上去安静、纯粹，他的画与他这个人是一体的；而做哥哥的那位，当他运用海德格尔的语言，心灵处于同样的“思与诗”的天空。那天在饭桌上还知道了余虹的一个业余“爱好”：他是一个讲究细节的人，于是陶东风先生、曹卫东先生的新居装修从设计到施工，就都由他操持了。曹先生说起当他出差多日回来，装修队的工人们不认主人，都说余老师让怎么样怎么样。席间频频举杯，我总是反映迟钝，但是也起身了一次，说“各位原地不动，我失散多年，今天可找到组织了”（我原是学文艺理论出身），结果唯一他依旧站了起来，给我印象深刻。
    我先生恰好也是一个对于细节孜孜以求的人，对装修这种事情决不怕麻烦。我回来一说，引得他很好奇。余虹email来信让我们去他家看看，我们欣然答应了。大约是八月底，一个有点闷热的下午，我们与他约好在他的住所世纪城附近的餐馆见面。那是一个十分整洁的地方，显然是他认可的。吃饭时谈的什么内容全忘了，我先生记得他提到他小时候文革，在大街上目睹了杀人的场景，后来就再也不怕死亡了。饭后去了他家（我与先生心怀侦探心理，这是他不知道的），看了他为自己设计和装修的屋子，大气厚重，果然经得起推敲。
    他摘下墙上挂着的那副照片让我们看，是他拍摄的纽约的一片墓地，他说这边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突然一条界限划开，那边就是宁静、庄严的墓地，令人不敢相信。这副照片他此前email发给我看过，还说《南方周末》要刊登。被他装帧在相框里的照片像模像样，看上去就像大师作品。见面之前他给我短信，索要《哈维尔文集》，临走时他也送给我他的那本《艺术与归家》。这么多年钟情于海德格尔，定有他在其中想要释放的东西。他还说起过两天就要去广州，因为儿子马上要去美国留学，从广州离境，他要前往送行。提起儿子，他的口气中充满自豪感。离开时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位有滋有味、很会生活的人，只是厨房看上去冷清了一些。
    9月14日《电影杂志》网站举办纪录片放映活动，他也驱车赶到今典花园，同时前来的还有一位他的同事。他们是那天到场的最年长的也是“级别”最高的嘉宾。讨论时他还举手提过一个问题，问《秉爱》的作者冯艳觉得《三峡好人》怎么样？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
    九月底我搬离小西天，临时到密云居住。走前与他通话，开玩笑说“不能将我丢给密云深山里的老狼啊”，希望大家能够来玩，他痛快地说：“只要你一吆喝”。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能来。他如果愿意来我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这里依山傍水，他可以尽情散步、打羽毛球，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来密云之后正好是“十一”长假，我拟了一个群发的短信，大意是“我们家密云大锅煮出来的电视，没有中央台、地方台和北京台，光让看半岛电视台”。许多朋友踊跃回信，大呼“这么酷啊”或者“密云是个多么好玩的地方啊，俺们也要去”，但是唯独他回信比较拘谨：“你正好可以学英语”。这让我有点扫兴，不像他平时神采飞扬的。也许这个时候他的健康已经不佳了。
    接下来是我听说调动受阻，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我打电话问余虹，没有人接电话。正好我人在城里，于是第二天短信给他，曰“坊间有传闻”如此这般，并约他在万圣书店见面，他给我回了信，称“你的事hly老师还在努力，再等一等”。我回答“太为难你和y老师了”。就我本人来说，对这种事情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向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对于给他和y老师带来的麻烦，还是觉得于心不安。（我最近听说一位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遇到同样的事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要调他过去，也是因为某部门的干扰不能成行，他为此深受伤害。）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来得及当面向我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去世后我听他身边的人说，这件事让他一直觉得有些无法面对我。我的好兄弟啊，那怎么能够归咎于你？
    10月份在机场附近参加一个会议，才听说他病了，正在检查，本来他也是要去的。随即短信问候，他说“还好”。短信这种东西也有问题，不能直接听见声音，我不知道他当时到底感觉如何。生病是一回事，对于病的自述感觉是另外一回事，后者是我们往往会忽视的。后来得知是胃不好。同时也听说其实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他是将事情看得重了。
    我自己也是胃不好，这个秋天始终不舒服。也是在这个会议上，一位来自东北某出版社的女编辑建议我每天早晨喝小米粥，胃病需要养。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回来后即买来小米，果然一个星期大为好转。又给余虹发短信，告诉他小米的效果如何好，可以一试，他回信说“谢谢”。这差不多是我们之间最后的联系了，这之后我多次想到他，但又怕与调动的事情扯在一起，给他带来压力。
    在这个小镇上赶集的时候，我想到要给他买一些小米送过去，因为这里的小米极香极新鲜。上周连续两天在城里活动，与先生没有地方住，也想到与他联系，能否在他家过一个晚上，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现在想来，多么应该去掉这些顾虑，直接打上门去，将他从沮丧的心理状态中拖出来！我们有时候多么犹豫不决啊，这种犹豫不决多么误事啊。]
    他也不是因为那件尴尬的事情而不与我联系！这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与任何人联系。11月13日他上海的导师来了他也没有见。这是一种典型的需要救助的心理，但是居然没有人知道，包括他本人。我们都自以为自己很强，别人也都以为我们很强，但其实人都是无比脆弱的，有些人则更加脆弱。
    还没有等到我送去小米养护他的胃，没有等到我们见面我要对他说“你已经尽力了，做好朋友是最重要的”，他就撒手而去！当接到噩耗，我第一个反映是——这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为何就去了那个冰凉的地方！第二个感觉很奇怪，怎么就想起了许多年读过的一本叫做《纳尔其斯与歌尔德蒙》的小说，作者黑塞，其中描写一对天性迥异的修道院少年，一个为气质为黑夜的、向死的、女性的、浪漫的、艺术的，另一个为气质为日光的、理性的、清晰和禁欲的，我想到余虹属于前者。他的气质很纯于是很容易加以辨认。他至今仍然像一个少年，他最后一举是一个少年才做出的。
    除了他送我的这本《艺术与归家》，我去他的博客下载了他所有贴上的二十多篇文章，准备好好看看。我要重复王小波逝世时说过的：“我们互相之间的阅读太少了。”

                             2007年12月7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066b01007s1v.html

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