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企业发展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多姆德（David Drummond）通过官方博客发布消息声称受到网络攻击，并发表声明：“我们已经决定，不愿意继续审查‘谷歌中国’的搜索结果。如果还有可能，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和中国政府商议，如何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运行一个不必经过过滤的搜索引擎。我们清楚这可能意味我们将不得不关闭‘谷歌中国’，甚至是谷歌中国办事处。”（1月13日人民网）
　　此消息一经发布，在拥有3亿多网民的中国网络上引起的轰动，盖过了前几天中国市场上另一大搜索巨头百度被黑的新闻。无论是声称退出中国市场这个消息本身，还是挟“信息审查”要挟中国政府，绝对是猛料。
　　两大搜索引擎先后被爆出事，不排除通过炒作达到免费广告的目的。首先，谷歌宣称退出，并不是全身而退，而是有条件的退出，姑且不论这个借口是否坐实。其次，百度和谷歌这一前一后，可谓攒够了眼球，不排除是针对百度的一种另类宣传策略。在当前百度坐大，而谷歌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裹足不前的境地下，频频的危机让谷歌信誉扫地：被央视曝光、和中国作协的知识产权纠纷、谷歌中国的“开拓者”李开复离职，这一系列事件，使谷歌本不多的市场份额日益缩水，而后有一大批如SOSO等本土搜索工具的追赶。在前后夹击下，谷歌索性来个“破釜沉舟”的一击，胜败皆赢。
　　但是，如果焦聚谷歌挟“审查”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姿态，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谷歌退出中国市场应该说是谷歌决策层商业运作上的一种发展战略，毕竟，跨国公司无论你多么强大，必须尊重所在国的运作规则和商业环境、但此次很显然，谷歌事件已经不单纯的是一件商业纠纷，存在着谷歌公司和美国政府双向利用达到各自目的而上升为一起政治事件，考验的不只是舆论还是中美双方的较量。
　　在不久前的军售风波尚未平息情况下，希拉里罕见地为谷歌一事向中国政府表达强硬立场，可谓良苦用心。
　　首先，存在着转移中美关系当前中攻美守局面的嫌疑。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不顾中国的多次抗议和实验导弹拦截系统的军事示威，一意孤行，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强大的民意和官方压力。在军售博弈上，出现中攻美守的局面。而通过谷歌事件，美国向中国施压，转移当前矛盾的焦点，把中国对美国的压力转换成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运作。一方面表现在借谷歌显中美之间的商贸摩擦之实。“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中国政府‘确保美国企业能安心开展业务的商业环境’”，即存在着这样的逻辑：谷歌退出中国市场是因为中国当前的商业环境太差，中国当前不能确保美国企业的商业环境，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把双方的矛盾分歧扩大的商贸发展上。那么中国对美国军售企业的打压也扩大到对美国其他企业的打压，这就存在着挟整个美国在中国企业向中国施压的可能，既能给中国扣上不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的帽子，引发跨国在华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的重新考量，又能为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一些领域创造借口。
　　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民心的争取。谷歌在宣布退出中国时候的借口渲染，既借重对GMAIL电邮账户的非法入侵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引发大家对中国不尊重个人隐私的厌恶，也借口严格的新闻审查是对自由的“蔑视”和人权的侵犯，激发大家都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和舆论监管的不满。在这两个方面，谷歌确实击中了中国广大网民的“心声”。中国互联网上对个人信息的大量泄露和非法交易，早已引起了很大多数网民的不满。政府在这方面既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也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导致很多人的个人隐私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对不利于政府的言论的屏蔽和网络言论私下打压，如王帅“跨省追捕”，以及在互联网上很多针砭时事的言论被“和谐”，导致很多人对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死”的做法不满。
　　因此，在北京谷歌的办事处送鲜花等不舍的做法显示谷歌的“悲情”牌是有效的。
　　其次，成为抨击中国人权的契机。奥巴马上台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政府高官，与中国互动时，均不见以往来势汹汹的人权“攻势”，甚至连以反华批华著称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也在人权问题上缄默起口。美国面临着对内重振经济、对外重塑实力构造的时刻，不得不少提为妙，然而少提并不代表不提。美国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并没有放松，找个合适的契机比拿着“人权”大棒挥舞要来的更有利于向中国施压。
　　谷歌以中国放松对信息的审查为条件与中国政府“协商”的做法，正为美国重抄人权话题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一方面，可以避免直接的人权“对话”带来的冲击。利用谷歌商业形式，既为人权找到了一件华丽的外衣，使中国面对人权指责不至于高调反弹，也为自身寻找了一个完美的替身，即如果谷歌“要挟”得逞，可谓突破一大禁区，如果失败，既能为抨击人权找到口实，也能在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时，大打商业牌，可以指责中国不顾人权，不顾中美关系大局，殃及商贸。
　　另一方面，借人权为契机，为中美以后摩擦留下缓冲空间。人权问题毕竟是中美之间的老问题，美国的老调重弹和中国重复“昨天的故事”的做法，都不能开辟在人权对话上的新局面，中美关系需要一个更成熟和稳定的构建。无论是对台军售，还是接见达赖，都说明，中美关系将迎来“高开低走”时段，尤其是随着美国对内政策上轨道，对外战略基本定型的情况下，有时间腾出手来中美“较量”。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事务和地区性问题上，中美之间的摩擦可能会显现，双方既有需求，也有摩擦，但随着美国集中精力解决地区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潜蛰状态。人权问题不能不提，但当前美国要解决的很多问题，需要“中美共治”。
　　最后，美国政府开道为跨国公司牟利，加强在信息技术上的垄断优势。跨国公司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正日益渗透到母国和所在国的政治生活中，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在谷歌面临着中国市场份额低迷，无法获取3亿6千万网民的巨大市场利益，反而在中国的活动遭到严格限制时，被迫转向美国，妄图通过美国政府对中国施压间接获得顺境。而美国政府也不能坐视不管，品牌和互联网影响力作为美国软实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是实现技术垄断和信息垄断的来源，也是通过信息优势，现实价值输出的一种模式。
　　不可否认，互联网政治的崛起，正日益改变着市民社会的形成，这对于广大正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面临着信息冲击等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国内政治的界限日益被“扁平化”的信息社会打破，因此，“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传输西方的价值观需要与时俱进。
　　因此，谷歌的“有条件”退出，正沦为中美博弈的工具。
　　陆桢 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