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先生在《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中，为谢老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画了一幅侧影：“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即使发现积重难返、很难挽救，仍然希望出现“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面”，哪怕“这可能性极小”。真是披肝沥胆，尽吐肺腑，把那些如谢老的一代知识分子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
　　中国民主*本应以有这样的忠实成员而骄傲、而自豪，依靠他们以振兴，然而事实却是：敢于讲话的李锐不能发文、不能出书，把嘴封住！两次上书的蒋彦永医生被软禁，被禁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就是现状。
　　为救党，谢老提出的对策是：重新清理党史真伪，恢复历史真相；寻找“真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今后政治方向；以实现党内民主为开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说，要求重新总结党的历史教训，重新确立党的理论指导原则，在实践上迈出政治改革新步。
　　概言之，要把中共改造为完全新式的党，其具体规划记录在新作《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不断有人提出过中共应改名为社会党，甚至有人以此直接面陈邓小平，但是，从理论上全面分析中共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是首次。
（一）“社会民主主义”能移植吗？
　　社会民主主义的魅力使从文革绝境中走出的中共核心人物王震访问英国后惊呼，“如果加上民主*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于日：《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限于王震的认识水平，他当然不懂“如果加上民主*执政”也就不会有英国的今天了，不过，这总是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令他大开眼界，像一个点惯油灯的人突然见到万盏耀眼的电灯。这样的光芒使得多少人不断探询：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能否光顾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
　　历史的机遇使我们有幸迎接它的光顾。国共争锋时，曾冒出“第三势力”，号称走“中间道路”，这就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最著名的第三势力是“中国民主同盟”，它的政纲是张东荪诠释的“中间路线”：政治上多采用英美式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经济上多采用苏联式计划经济。还有张君劢成立“民主社会党”，也奉行“中间路线”。中间势力的制衡作用，是国共达成1945年“双十协定”和1946年“政协决议”的重要砝码。但是，这一势力不见容于国共双方，因而被分化瓦解。社会民主主义尽管以自己的卓越识见指明中国的前途所向，终因势单力薄而渐趋黯然。
　　这段史实给我们的昭示是：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极权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生长土壤、不同的系统结构、不同的运作机制、不同的社会目标。中国近代史明确告诉我们：两者不能共存，不能融合，社会民主主义的移植必须以共产极权主义的消亡为代价。不妨认识一下它们的互不两立：（1）前者主张多党竞争，后者把持一党专制。（2）前者主张社会权利平等分配，后者以敌友我划分社会阶层，造成特权把持一切的社会结构。（3）前者主张以天赋民主为前提的民主体制，后者坚持以暴力为后盾的恐怖主义专政制度。（4）前者主张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宽容，后者推行一元制的意识形态垄断。（5）前者主张以协商、妥协为特征的社会和谐，后者制造无辜血案以维持社会恐惧。（6）前者主张世界成员和平相处、互通往来，后者输出霸道、侵略弱小。这些矛盾都是含混不得的，有志于移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必须对此有明确认识。
　　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极权主义的社会改造目标截然不同，这是它们最重要的区别。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通过的原则宣言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这一原则一直保持未变。1889年社会党国际十八大通过的纲领强调的仍然是“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一致”。他们追求的是民主的和平等的社会，无阶级差别和无等级贵贱的社会。他们不以“共产主义”这类人间天堂为号召。
　　再看中共的奋斗目标。党章规定：“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民主*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立国之本”。两者的区别泾渭分明。不同的追求目标表明，要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的政党改变为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标准的政党，来一个天翻地覆，根本改造，其难度不言自明。
　　人们往往看到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优越的福利制度而羡慕，岂不知，这一切均不是神灵恩赐，而是艰苦奋斗得来的。这里以瑞典为例，看看在竞选中取得执政地位前后共64年的端典社会民主工党取得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成就。
　　（1）把蛋糕做大是推行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瑞典曾是“欧洲穷人”，百万人曾弃国逃生。社民党执政后，推行鼓励生产政策，取得人均产值增速世界第二的成绩。世界500家大工业企业中，瑞典曾占有22家。沃尔沃汽车销售到美、中等国。埃里克松电话公司1987年收购法国康采恩电话设备总公司后，同世界着名的西门子公司、飞利蒲公司进行了成功竞争，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电讯公司之一。1982年世界银行公布，该国人均国民收入13520美元，超过美国、西德，仅居瑞士之下。他们不是鼓励贫穷，在贫穷的基础上实行平分，而是致力于由穷到富，在富裕的基础上实行福利的普及。
　　（2）对私人企业实行“职能社会主义”的渐进政策。他们认为企业主和劳动者、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争取社会经济进步的伙伴。政府从宏观上指导和协调私营企业运作，用企业投资基金调节私人投资的时机和地点，同时，通过财经手段对企业增加储备和投资予以减免税优惠，使利润大部分留在企业，仅26％纳税、10％左右分红。职工则广泛深入私营企业管理层，共同解决劳资纠纷，共同管理劳力市场，共同决定投资与人事等重大问题。通过如上职能的社会化，协调资方与国家、资方与劳方的利益关系，对资本主义实施一定程度的限制。他们不认为实行社会主义是一次性暴烈行动，而是逐渐推进，保证社会在平稳中进步。
　　（3）11万农场是个体农民所有，供销方面则由农场主组织专业合作社进行。农业生产的先进技术保证了粮食、肉类、油脂除满足国内消费外，还有30-50％供出口。农产品价格、补贴、信贷、税收，政府要同农场主联合会协商确定。农业的先进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大步提高，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基本消失。
　　（4）财富占有方面的两极分化受到控制。占就业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的税后收入与职工平均收入相比，1980年为1.5倍，1990年为1.8倍，1998年为2.1倍；首相的税后收入1990年为3倍，1998年为5.3倍。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模式和广泛的福利政策的实施，促成全社会有差距的共同富裕。
　　（5）普选制真正体现民意。对民间愿望的忽视会在选票上敏锐地反映出来，瑞典社民党经历过多次下台遭遇就是证明。它虽然是工人党，但在强大的工会联合会面前必须诚心接受监督，工会有时也发动罢工，显示对它的不满。它的经费除党员交纳的党费外，政府按进入议会的人数予以补贴，因此，党的机构十分精简，80年代党中央机构只有工作人员60多人，省委工作人员只五、六人。接待民主*代表团，从介绍情况、交流会谈、带领参观到司机，只是一个人。正是这样的制度杜绝了特权孳生，培养了廉洁作风，防止了官僚主义。党的运作时刻与民间相呼应才能保持青春活力。以上几点看似平常，但要把它移植到中华大地，恐怕现在谁也不敢说“有把握”这3个字。
　　如果回顾一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生长环境就会知道，肥沃的文化土壤是培育这朵鲜花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1）早在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就已确定自由民及其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奠定了民主意识的基石，那时华夏民族还在惊恐地觳觫于成吉思汗的铁骑之下。1789年法国大革命诞生的《民主宣言》宣告了“人民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而汉民族那时正忍受乾隆文字狱的苦炼，民权意识尚无知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为现代民主政体的构造打下了基础。自由主义思想蓬勃兴起，从洛克到密尔、边沁再到格林、霍布豪斯、杜威等等，群星粲然，大师的思想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正是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孕育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
　　（2）欧洲是基督教发源地。基督教不主张以暴易暴、以恶抗恶，而以天父对善恶同施恩泽为榜样，要求人间相亲相爱，彼此成为兄弟姐妹。它要求信徒负罪自省，引导自己脱离苦难。公元以来，欧洲人普遍接受上帝教悔，他们的社会文化道德观念以及思维方式是按基督教提供的思想资源构造的。这就是欧洲所以抵制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而孕育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根源。相形之下，中华大地不具备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无疑成为移植这类民主制度的文化障碍。
　　所以，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信念是必要的，这不失为一条出路，但是真的要将它移植过来，只要想想就会知道：困难重重。
（二）为什么寻找“真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得到工人政党的积极支持。当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主义明确反对暴力革命和任何“专政”，主张工人通过普选参与政治抉择。
　　这两种思想的较量最明显地表现在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1918年政治斗争中。当时柏林爆发50万工人大罢工和水兵拒绝与英军作战而武装起义，社会剧烈动荡。社民党内斯巴达克派趁机发动全国工人、士兵武装起义，推翻了王朝，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又迅速分裂出去组织民主*，指出“革命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民党领袖艾伯特则针锋相对，提出召开立宪会议，举行议会大选并在选举中获胜，于是由议会通过宪法，组成政府，社民党成为执政党，成立了联邦共和国。德共发动的超前的冒险的起义被镇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也随之告吹。
　　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从此在欧洲一蹶不振，社会党纷纷转向议会斗争道路。这表示马克思改造社会的理想难以在欧洲扎根，而在经济、政治、文化都相当落后的俄国却得到积极回应，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那里找到适宜生长的土壤。
　　从欧洲上述形势可以看出，伯恩施坦从马克思的营垒叛逃出来，成为反对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积极鼓吹者不是偶然的。欧洲自由民主的文化境界排斥暴力和恐怖思维，这一社会要求推出了伯恩施坦承担这一角色。他的出现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而俄罗斯和中华大地都不会出伯恩施坦，因为不具备相应的文化底蕴。
　　伯恩斯坦从欧洲文明的角度批评“阶级专政”思想“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他从哲学高度提出：“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动力。”由此引出阶级合作主张，为社会党的转向铺平道路。他不同意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并非只能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可以超越阶级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事务委员会。他更进一步提出现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 社会党应该“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制度”。“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社会党“决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者的暴力革命。”（以上皆引自《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伯恩斯坦的主张很快成为欧洲社会党指导性理论。德国社民党争得的选民票数从1871年10万张跃增至1890年140万张，与其他各党得票数势均力敌，从此开辟了新天地。
　　革命运动的这种变化促使恩格斯晚年作了深刻反思。他对暴力革命的重新认识以及对普选权作用的积极肯定，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一大升华，是从暴力到非暴力的质的改变。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它的可贵性是不言而喻的。
　　可惜的是，恩格斯没有明确表示一旦无产阶级代表在议会中占有多数从而上台执政，他们的执政方针如何确定，这个执政方针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恩格斯晚年曾明确指出：“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马恩全集》22卷274页）这是否意味着在恩格斯看来，民主议会制的形式可以灌注“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事关民主政体的实质，不可不质言之。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他的社会改造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何全面认识这个体系而不致有所偏颇，不是各引一端为己所用，这个问题长久以来未得解决。比如马克思晚年对股份公司股权分化的评价，思维新颖，颇富启示，是先哲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但是，它在马克思社会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宜有恰当的审定。如果认为只是关于股权分化的这一评价就引发马克思整个经济理论的质变，是“《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甚至认为“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弯子转得太大、太生硬、太牵强，恐怕难以服众。
　　为了移植社会民主主义，总要寻找有说服力的理由，这是很自然的，于是推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支柱，以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殿堂的权威，只有它最崇高，最神圣，只不过以前被人歪曲变形，现在使其恢复原貌，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原是“民主社会主义”，只有靠这种“真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其实，这样反而弄巧成拙。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有一定的思想联系，越到后来这种联系越疏远。 即使是“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都已经各说各话了，马克思的原教旨认为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正、公平、自由、生活美好。在这种情况下，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证实社会民主主义的合乎理性，为人类之必需，这说明思维的圈子还没有跳出固有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跳出这个圈子才能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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