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育充满生命情怀

[日期:2011-05-24 13:36:12] [字体: ]
肖  川

    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姓陈的女同学,长得非常瘦小、单薄,很明显属于营养不良(这是我上了大学以后才意识到的,当时根本意识不到这点)。有一天,她的同桌说她身上有味,于是就有一些调皮的男同学羞辱她。后来,经常在老师不在场,诸如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些同学每当从她身边走过,就说她身上的味道难闻,于是就打她,其他同学也跟着起哄,拿她取乐,你一下我一下,好像根本没有人在意她的感受。她也不回手,任由同学欺侮,她一般都是趴在桌子上哭。这种情况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到我们小学毕业(当时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不记得老师出面关注过这件事,也不记得有同学出来制止过这种胡闹,更不记得她的家长为此事来过学校。
  我当时个子小小的,坐在前排,也是属于弱小的一类,可我也参与过对这位女同学的欺侮,当时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现在想起来既羞愧又内疚。每次回老家只要见到小学时的同学,就会问起这位女同学的生活境况,可大家各奔东西,彼此知之甚少。不知道她今天是否过得还好?更不知道那段经历给她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今天作为一个关注和思考教育的人,觉得我的那位同学是多么不幸,几年里都生活在同学肆意的欺凌之中,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的灰暗。其实,不幸的又何止是她呢?我们这些欺侮她的同学,幼小的心灵中缺少爱与怜悯,缺乏温暖别人的需要和力量,将自己卑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也是不幸的吗?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期(一般为0—20岁),如果有过严重的被人欺侮或欺侮别人的经历,那么就不太容易形成正直、光明和健康的人格。只有在充满温情与仁爱的氛围中,才能生长出和煦、细腻、体贴的心灵。
  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中:国人心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仇恨?素不相识的人们往往因为一点点磨擦和冲突,而拳脚相向大打出手,甚至欲置对方于死地。依我个人的体验,我觉得是因为生活中的极不便利,在人们心中积累着点点滴滴消极情绪,一旦有契机能发泄,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而生活极其的不便,又是因为大家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而很少为他人着想,人文关怀的严重缺失。我们社会中,一些人只要自己过得好,别人怎么样是不在他的视野中的,包括许多身居要职的人,非常的狭隘和自私。
  近些年来,我也常常发现小小年纪的孩子,因为内心缺乏对他人半点仁爱和宽恕,其行为充满了野蛮和残暴的事层出不穷。在重庆市郊,几个孩子将一身体十分羸弱的流浪汉活活打死;十几个女中学生,对一个与她们志趣不同的女同学大打出手,以至留下身体上的残疾。在湘潭,一个初中女生被歹徒强暴,先后转过三次学,仍不能摆脱其他同学背后的指指点点,甚至是嘲讥和羞辱。至于一些孩子追逐、戏弄、取乐因患精神病而流浪在外的病人的事就更是常有发生。
  在一些农村学校和城市的薄弱学校,比较严重地存在着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校园暴力,至于取绰号、嘲笑、捉弄、孤立、歧视等校园软暴力就更为普遍地存在。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福建南安一位刚上初中的女孩子就不幸死去了。经尸检发现,是长期的伤害导致她脑出血而死的。后来调查发现,伤害她的正是坐在她身后的男同学。她死前经常说她的头很痛。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她无数次地遭受到那位同学无故的朝向头部的打击,那是一种怎样惨烈的经历。这又一次使我想到我那位姓陈的女同学。
  下面这两个真实的事例也许更能够促使我们深度反省:2005年5月21日那天,桂林一中年女子站在香江饭店第11层的窗台上欲跳楼,围观者簇拥在楼下看热闹。据当地媒体报道:围观者情绪高涨,像在看白戏,“有的人甚至说着风凉话,‘她肯定不会跳’,有人还拿着望远镜观察,更离谱的是一中年妇女居然手提着提着几只望远镜向围观者叫卖。”这个兜售望远镜的女人应该是中国最具商业头脑而最缺乏人文情怀的人吧。
  2005年6月3日,上海,一青年女子爬上一幢正建高楼的窗外平台,与往常一样,围观者总是比警察先到现场。据媒体报道,围观者有“数千名”,场面颇为壮观。到后来,“起哄的现象也越发严重。”“一群小伙子满脸嘻笑”,每当那个自杀者接近边缘,“他们就会发出一阵欢呼”。一群女学生唧唧喳喳的说笑着,不时喊上两句:“快跳啊!”那番激情似乎在欣赏一场明星演唱会。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断地问,我不断地想。我终于发现,我们的文化中缺乏博爱的精神元素。我想,人们不会忘记,在文革期间(1966—1976),生命情怀的缺失和对生命尊严的践踏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许多公开场合,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先生,把他画成“酒糟鼻”,极尽丑化之能事;也是在一些公开出版物上称蒋介石先生为“蒋该死”,连对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不放过,十分轻慢地称他为“孔老二”。对于“地富反坏右”,要将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真够狠毒的!这种充满暴力的语言形成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它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不知道是否有学者研究过,反正,当时只有十岁的我真恨不得将“一切反动派”不仅要斩尽杀绝,而且要铲草除根。这样想的时侯,觉得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内心充满了正义感。
  我深切地感到中国人是比较讲亲情,而不太讲博爱。而缺乏以博爱为精神底色的亲情也就难免打上世俗与功利的印记,从而变得不那么纯粹、博大和厚重。自古以来,我们的社会中就弥漫着对强者的仇恨和对弱者的歧视,充满着对特权的追逐和眼热,而对于公平与正义的吁求和呼唤,是那样的稀缺和微弱,这恐怕是许许多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人类世界是由一个个生命组成的,因此,一个健康的社会,必然要将生命看得高过一切。有鉴于此,在我们的教育中,着力培植生命意识,高扬生命情怀,对于我们文化和国民性的改造,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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