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素不熟悉专业的电影鉴赏理论，但我坚持一个用以鉴别好电影的标准，就是必须用镜头表达张力，镜头中要有技巧，张力间要有内涵。
　　依凭这一尺度，《色，戒》之好，正在于李安在其所谓的幽微的氛围中，以其一如既往的精致，让“色”与“戒”的张力款款诠释开来。
　　从政治的维度考量，这是一个关于爱国与汉奸的故事。从人性的侧面探视，这又是一个展现人性自然情欲的悲剧。张爱玲把这两个世界撮合在一起，李安则用镜头述说了两者撮合后的紧张。我在看到王佳芝为了政治使命近乎荒唐地献出自己的初夜时，便嗅到了这对张力的气味。
　　毫无疑问，政治并非这部影片的主题。一方面，作为政治面向的代言人，冷酷的老吴正是李安阐明重心的一个角色安排；另一方面，爱国青年邝裕民对汉奸汪精卫的那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援引”，则可以视为李安对政治的一种吊诡式的调侃。
　　而那凄婉的大提琴、深邃坚定的眼神、温情脉脉的对话，乃至激烈而充满争议的床戏，都是属于人性面向的———刚冷的政治不再是主角，只是一幅衬托柔情爱欲的背景。
　　凄美也好，丑陋也罢，王佳芝与易先生都是在情欲和政治之间挣扎而暴露出人性深处最本源的一面。王在一场负载了民族仇恨的假戏中孕发了真性情，而易又何尝不是呢？他说自己从来不相信别人的话，却独独相信王的“我恨你”；但这种昭示爱意的信任，又须以暴戾的虐待才能得到宣泄。
　　这就是人性。你从中无法解读出一种一以贯之的立场、信念或者生存方式，但即便它的变化再乖张，似乎也可以得到理解，因为它是本原的，发自自然的。
　　在这个故事中，人性在政治的幕布下发出属于个体的声音，即使幕布再大，也遮蔽不住属于人性和欲望的呢喃与咆哮。一旦政治成为历史，历史也就因为人性而充满偶然。
　　说完戏里说说戏外。据刚从香港回来的朋友介绍，《色，戒》在香港被归为三级片。审查和删节一直是《色，戒》在大陆上映前后的关键词，这一热点在喧嚣的舆论中掩盖了《色，戒》相当一部分真切的艺术之声，使其无奈地和“史上最牛的三级片”之类的标题厮混，甚至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大陆，电影分级制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争议纷繁之下也就千呼万唤难出来。
　　以审查之名大耍剪刀施展删节企图运作一部“戒色”的《色，戒》，这种行为的背后，完全是一种文化判断上的不信任。审查时考虑的“应然”往往跟不上民众审美上的“实然”———试想如果剪得恰如其分，也就不会有关于完整版与删节版的种种纷议———但事实上，只要剪辑，就不可能恰如其分，因为这是艺术，标准在个体的心中。
　　艺术是一个民族思考和言说的最重要的方式，审美过程的惊喜、悲怆、挣扎与反思是民族情感与思想得以萌发和成长的重要质素。
　　从文化发生学的观点来看，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有其自生自发的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各种利益因素的考量难免要施以必要的干涉，但是不应该以此为借口，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艺术的定位和主观化的审美需求，施行文化上的“一刀切”。
　　至此，也就可以把《色，戒》的戏里戏外作一点串联与思考。《色，戒》本身以及它的删节版争议可以向我们凸显出一个共同的命题，即应该如何对待个体生命的意义。
　　在片中，王佳芝的爱和欲望被置于政治的黑与白是与非之间，揉挤出一个具有受虐倾向又爱得真实的扭曲形象。
　　而现实中，个体化的审美情趣被放在不合理的文化制度中经受权威的衡量与裁定，只能被动地接受经过统一加工的精神食粮。个体生命的意义，无论是喜怒哀乐，还是爱恨情仇，不管是人性最真切自然的回应，抑或心灵深处响亮的触动，都不被列为考虑的重点。这些宝贵的生命体验仅仅依靠制度是难以完全释放和展现的，但一副源发于变革情境的历史重担，或一个依托于现实的文化观的文化制度却足够将这些质素剔除出主流乐章。
　　一旦个体生命与政治权威之间形成非此即彼的斗争关系，随之形成的评价机制就会要求属于个体的爱怨与偏好退出这种文化观的舞台。
　　个体，也就这样被边缘化了。
　　因而在我看来，《色，戒》之更大意义，毋宁在于将被边缘化的个体生命作为主角展现在一个全新的舞台上。
　　王佳芝与她的政治任务之间，对“完整版”的祈盼与审查后的删节版之间的张力，或许可以在这个舞台上促成一种新的文化观。
        作者：姚明斌  转载自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