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钱穆：对本国历史应怀有温情与敬意

楼主 若冰 于 2024-10-23 15:55:33
[转帖]钱穆：对本国历史应怀有温情与敬意
[FACE=宋体]　　世界扰攘，中美两强相争。有人指冲突点在经济和科技，有人认为根本的问题还在文化。中国更有专著论述《文化是明天的经济》。[/FACE][P][FACE=宋体]　　一国的历史是其文化核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指“满蒙地区”原非中国领土。北大教授傅斯年紧急号召历史学界连夜编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谎言，使得国联李顿调查团得出“满洲是中国完整一部分”的结论，挽救国家于危难。[/FACE][/P][P][FACE=宋体]　　在傅斯年等人的《东北史纲》之后，自觉“应以一书表国家之安危”者，应是国学大师钱穆。“九一八事变”后，教育部通令将“中国通史”列为大学必修课，因为日本在东北推行日式教育，民众要学习日文、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化，摒弃中国历史，正是“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FACE][/P][P][FACE=宋体]　　就在这一年，钱穆受聘到北大历史系任教。钱穆是江苏无锡人，他父亲41岁就病故，遗言要他努力读书，但因家庭与时局的关系，他中学未能读完，17岁就在乡间担任小学老师，他买书自学，后到苏州中学任教，36岁时写成《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指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为燕京大学史学教授顾颉刚赏识，推荐到燕京大学讲学，后又经胡适延聘，转入北京大学任教。[/FACE][/P][P][ALIGN=center][FACE=宋体]　　[b]《国史大纲》前言四信念[/b][/FACE][/ALIGN][/P][P][FACE=宋体]　　作为一个半生研究国学的人，钱穆知道日本文化侵略的严重性，一国之人受外国教育，本国文化无人追随，这文化自然就消亡了，回不来了。此时他起念撰写《国史大纲》。以后北大西迁昆明，与清华和南开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钱穆在流离不安的生活环境里，完成了这部书，有人认为，他在“为中华文化招魂”。[/FACE][/P][P][FACE=宋体]　　《国史大纲》书前的序言与常见者不同，是这样说的：[/FACE][/P][P][FACE=宋体]　　[/FACE][FACE=楷体_GB2312]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FACE][/P][P][FACE=楷体_GB2312]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FACE][/P][P][FACE=楷体_GB2312]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FACE][/P][P][FACE=楷体_GB2312]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FACE][/P][P][FACE=楷体_GB2312]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FACE][/P][P][FACE=楷体_GB2312]　　学术界人士认为，以上四点，表面看是钱穆在国学衰微之时，劝勉国人重拾历史研究，发现过去的好，相信未来有希望。如果这个前言加上一个战乱纷扰的年代，成书之时，一半疆土已陷入敌手。时局衰微，谁也不知道明天、明年将会是什么情况。所以，钱穆应是希望他的著作能让人们在日本的侵略下，记得自己还是个中国人，是华夏文明的继承者。万一哪一天被占领，还能够奋起反抗，而不是被同化。[/FACE][/P][P][ALIGN=center][FACE=宋体]　　[b]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书写[/b][/FACE][/ALIGN][/P][P][FACE=宋体]　　《国史大纲》的书写过程，避不开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同样有“颠沛流离”之苦。钱穆在“书成自记”中，说明了学校的播迁，讲学的前后，师生的互动，与在敌机轰炸中完成书稿的艰辛：[/FACE][/P][P][FACE=宋体]　　二十六年秋，卢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诸生听余讲述，颇有兴发，而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仅凭口耳，为憾滋深。因复有意重续前三年之纲要，聊助课堂讲述之需，是年五月间，乃自魏晋以下，络续起稿，诸生有志者相与传钞，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余以是稿未毕，滞留蒙自，冀得清闲，可以构思。而九月间空袭之警报频来，所居与航空学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乃又转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续竟我业。而学校开课之期已至。昆明尘嚣居隘，不得已，乃往来两地间。每周课毕，得来山中三日，籀绎其未竟之绪。既乏参考书籍，又仆仆道涂，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宁定。余尝致书友人，谓此书难垂成，而非意所惬。何者？细针密缕，既苦书籍之未备，大刀阔斧，又恨精神之不属，盖此书属稿中之实况也。[/FACE][/P][P][ALIGN=center][FACE=宋体]　　[b]在素书楼著述讲学20年[/b][/FACE][/ALIGN][/P][P][FACE=宋体]　　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建立，钱穆迁居香港，办新亚书院，后到台湾讲学，再决定迁台定居，看中台北市东吴大学附近的一块土地，自行设计“素书楼”图样，交付工程人员规画动工。但事闻于蒋中正总统，交代蒋经国由政府负责兴建。钱穆于1968年住进素书楼，在此研究、著述、讲学，凡20年。1989年台北市议员周伯伦及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在议会提出质询，谓素书楼乃公家土地，钱穆不当占用，迫其搬迁。1990年5月钱家迁出素书楼，在台北市租屋居住，此时钱氏已两眼全盲，不能适应新环境，三个月后，于8月30日逝世。[/FACE][/P][P][FACE=宋体]　　2010年8月，钱穆逝世20年纪念，钱夫人胡美琦女士撰文说：[/FACE][/P][P][FACE=宋体]　　[/FACE][FACE=楷体_GB2312]“当年两位蒋总统礼贤下士，定要由政府盖素书楼，他们不是随便作此决定。宾四（钱穆字）接受政府的礼遇，也经过了一番深思。素书楼事件的发生，有关政治领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国传统士人的风格气节，这不是一件小事。”[/FACE][/P][P][FACE=楷体_GB2312]　　“我们认定素书楼是国家宾馆，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当年两位蒋总统是公开兴建素书楼的……时代变了，礼贤下士的时期在台湾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只有搬出素书楼，才能替两位去世的蒋总统表明当年建宾馆并不为私。”[/FACE][/P][P][ALIGN=center][FACE=宋体]　　[b]对研究学问持开放胸怀[/b][/FACE][/ALIGN][/P][P][FACE=宋体]　　钱穆在香港办的新亚书院，首届毕业生有今天的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钱氏1990年8月在台湾病逝，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余英时，曾写《犹记风吹水上鳞》一文追悼老师。其中有两段文字提到《国史大纲》，看得出作为一代大师，钱穆对研究学问的开放胸怀：[/FACE][/P][P][FACE=宋体]　　“大概在1950年秋季开学不久，我为了想比较深入地读《国史大纲》，曾发愤作一种钩玄提要的工夫，把书中的精要之处摘录下来，以备自己参考。我写成了几条之后，曾送呈钱先生过目，希望得到他的指示。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课外向他请教。钱先生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你做这种笔记的工夫是一种训练，但是你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他的闲闲一语对我有很深的启示，而且他透露出他自己对学问的态度。”[/FACE][/P][P][FACE=宋体]　　“《国史大纲》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对一部中国史的系统见解，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充分承认别人从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论点，初学的人则应该在这些不同之处用心，然后去追寻自己的答案。用今天的话说，钱先生的系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这个意思，他在《国史大纲》的引言和书成自序中也隐约地表示过，但是对我而言，究竟不及当面指点，直凑单微，来得亲切。从此以后，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断，约束自己在读别人的论著——特别是自己不欣赏的观点——时，尽量虚怀体会作者的用心和立论的根据。”[/FACE][/P][P][FACE=宋体]　　从《国史大纲》的背景和意义，不能不想到今天台湾高中历史课纲的争议。高中历史把中国史列入东亚史，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去中国化”，忧心下一代“没有史观”，这也正是钱穆《国史大纲》所拳拳在心的。不过另一些人士则认为，中国历史过去太重视帝王将相、朝代更迭，未免过于狭隘，应把中国放在东亚全局里来展示。[/FACE][/P][P][FACE=宋体]　　双方各有说词，但仍不免教人想起钱穆的话，一国国民“应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FACE][/P][P][FACE=宋体]　　读之悚然。[/FACE][/P][P][FACE=宋体]　　[/FACE][FACE=黑体]钱穆（1895-1990）[/FACE][/P][P][FACE=宋体]　　原名钱恩鑅，字宾四，出身中国江苏无锡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及作家，是吴越钱氏后代。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中学的共同创办人。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被称作中国“（现代）四大史学家”。[/FACE][/P][P][FACE=宋体]
　　[/FACE][/P][P][FACE=宋体]　　                    作者：张作锦[/FA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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