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高中毕业了。那时的我，充满了青春活力，有一团火一样的热情，决心报考我喜爱的学校和专业，将我的人生之路顺利地走下去。
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东北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第二志愿是西安一所名牌院校数力系的固体力学专业和应用数学专业，后面又接着填了几所较有名的院校和我喜爱的专业。第一表的第七志愿，是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我并没有想填地理专业。只是班主任老师看到表的末尾还有空，建议我填满它，于是写上了这个专业，当时填志愿和现在不一样，不是考试后填，而是考试前填，考生不知道考后自己考试成绩如何，所以填志愿只能依据平时学习情况估计着填，青年人往往自视过高，所以往往把专业填得很高，我也不例外。
那时高考不公布分数，我至今不知道我的高考分如何。
考试结束了，我觉得考得还可以，所以就天天盼录取通知书，然而却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发通知书的时间到了，许多同学都陆续接到了通知，奔走相告，就是没我的。我急了，到处打听，但谁也说不清楚原因。那时我确实很幼稚，只在学习成绩上打问号，压根儿没有想到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母亲好像知道一些什么，也不说明，只是天天安慰我，给我说宽心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我舅舅的问题影响了我的录取。
这件事还是我被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录取后才知道的。高考政审时，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位舅舅。关于舅舅的下落，我们家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我父母也从来没给我们讲过，直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给我父亲贴的大字报上写出来，我们兄弟姊妹才知道舅舅在台湾。就是这么一件事，影响了我的高考录取。
其实，录取工作一开始，我报考的西安的那所院校就看中了我，仔细一看档案，又犹豫了，但又舍不得放手。他们三研究四研究，一拖二拖，招生工作快结束了，他们只好又把档案退回了省招生委员会。省招生委员会着急了，见我第一表的第七志愿是兰大，就极力推荐，终于被录取了。所以我说，是我舅舅让我进了兰大地质地理系。兰大地质地理系那时像我这样的学生还真不少，都是出身上有点问题，但学习成绩却比较好，人也聪明，好些都是品学兼优。
这中间有些情况，是事后在招生委员会工作的一位农大教师告诉我家的。
虽然我没有考上我最理想的大学，但却很感激省招生委员会的那些认真的同志。也感激兰大地质地理系能招收我。现在看来，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能够力排众议，招收一些出身不太好的好学生，是独具慧眼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兰大地质地理系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
甘肃第一学府
1965年秋天，我踏进了兰州大学的校门，想在这五年大学生活里，将自己造就成国家有用的人。
这时的我，说句心里话，有理想，也充满幻想，但我可不是那种沾沾自喜的轻浮人，应该说是个比较踏实的人，因此，我也不时暗暗告诫自己：理想的种子，只有埋在现实的士壤里才能生根发芽成长；要想使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只有回到现实中，从现在开始做起。过多地憧憬未来，只能使自己失去现在。
我牢牢地记住了我自己的告诫。
当时，兰州大学是甘肃声誉很高的学府。兰大是那么陌生而美好，新鲜而神秘。美丽的校院，宏伟的校舍，浩瀚的图书，知识渊博的教师，操着各地口音的同学，连操场都比中学里的大，真有点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每天早晨，起床铃还没响，操场上就传来了读外语的声音。这些男男女女，在灰朦朦的晨曦里，几乎是用相同的姿势捧着书，聚精会神地朗读着外语，他们一个个都是那么认真，那么专注，好像世界上只有他自己，似乎外界的一切都无法干扰他的这项“神圣的事业”。起床铃响过，宿舍里灯火通明，操场上又传来了震撼大地的跑步声。几千双脚在操场上奔跑，青春脚步在不停在敲打着大地，也敲打着我的心田。这些脚步声好像在告诉我：大河啊，你努力吧！现在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就看你如何学了。
兰州大学当时不但学习条件优越，师资力量很强，学习风气也很好。
饭厅门口，光荣榜上三名全校树为典型的学生照片中，其中有一名就是我们地质地理系学生艾南山。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已通过了三门外语。我每次去饭厅吃饭，都要看看这些照片。艾南山这时已经毕业留校，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我每次见到他，总是恭而敬之，因为我崇拜他。他是我们的榜样。
其实，那时的大学生，不光我这么想，大家都有这种思想，现在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大。当时在大学生中间，从来也没听说比吃穿的事，包括女同学也是这样，唯一的攀比话题就是看谁学习好，谁的论文发表了，谁攻下了几门外语，很少有整天谈恋爱不管学习的事。
当时兰大的学生中间，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的居多，而且他们不少来自乡镇农村，所以他们的生活很简朴。陕西、河南的学生身穿手工纺织缝制的粗布衣衫，脚登慈母做的老布鞋。要是你看到打赤脚去上课的学生，那准是四川人。这些四川人地理课可能没有学好，来到兰大报名，全部行李就是一张凉席。但是，这些学生的学习热情非常高，他们从宿舍到教室，从资料室到图书馆，到处都有他们学习的身影。他们为什么能一门心思地扑在学习上，我想除了从小养成的纯朴踏实艰苦朴素的品德外，他们恐怕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他们都笃信：将来能挑重担的人，年青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的道理。
我记得，那时不光是学生朴素，教师乃至校领导也非常朴素。在全国享有那么高声誉的江隆基校长，也无非永远穿一套洗得发白了的蓝布中山装。但在学生的眼里他就是权威。崔乃夫教务长平时穿一套颜色较深点的中山装，在学生眼里就是相当好的衣装了。林迪生副校长更是爱学生如亲生子女。有些学生家庭十分困难，有时连买书本的钱都掏不出，不得不大着胆子到林副校长家去借钱。他总是慷慨解囊，也不问这位学生叫什么名字。
我当时还没到买书本都拿不出钱的地步，但每当听到这些在兰大校院里流传的佳话，便十分感动，也为我党培养出的这批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而自豪。
艰苦的生活，可以磨练人的意志，也可以造就人才。那时的大学生，临毕业时的全部财产，除了书籍和被子外，只有一个从糖业烟酒商店花壹、贰角钱买来的旧纸盒子，里面装着上五年大学穿用的全部衣物。
那时的大学生，身上根本没有什么新潮衣衫、新潮发型之类的东西。现在听说有的大学生每月要花两百元，有的甚至要花三、四百元，我看这不是件好事，物价高了是事实，但追求享乐、生活奢侈是不足为训的。在这个问题上，家长恐怕要有个清醒的头脑。大学学习期间连集体宿舍都不愿住，集体伙食都不愿吃的人，将来能去为祖国、为人民无私的贡献力量吗？能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吗？这恐怕是个大问题。
“上帝的声音”
年轻人做事，特别是作学问，一定要有韧性，要有毅力，要坚持不懈、百折不挠、锲而不舍，这样才能出成果，才能使你的人生选择不落空。
走进地理系，就意味着这一辈子要与山川河流打交道，就意味以后的生活中充满了艰苦，对于这个问题，学地理的人都十分清楚，所以吃苦对他们来说是有思想准备的；也正因为有思想准备，地理系的学生对锻炼身体抓得很紧。我们每天都要练长跑，星期天还要练爬山，为将来进行野外考察、开展专业工作准备身体条件。
我很羡慕我们系上的一位老教授王敬尊先生，当时他都近六十岁的人了，每天坚持锻炼。野外实习，爬山如履平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才五十来岁。我的目标就是要像他那样，练就一个好身体。所以我不管天阴天晴，天冷天热，每天都练长跑。时间久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根本没人管了，早操也没人组织了，但我仍然坚持，有的同学觉得我有点傻，说我神经病，这年头每天大清早还起来跑步，跑的什么劲儿？我照练我的。当时我锻炼身体是一个目的，锻炼意志和毅力是另一个目的。我倒要看看，在别人不干的情况下，我到底能坚持多久？
我在大学期间的身体锻炼和毅力锻炼，并没有白费功夫。我这次横穿南极，开头一个月几乎是跑着前进的。可以想象，在那么恶劣的生活环境里，如果没有我年轻时练就的长跑功夫，没有毅力，没有坚强的意志，恐怕是很难坚持到底的。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我在大学里练长跑爬山的往事。我庆幸，当年幸亏没有半途而废。
我一进兰大就参加了学校的乐队，学习吹奏长号。校乐队里的同学，多数人在中学里就会吹奏一种乐器，可我在中学时并不会，现在只能从零开始。怎么办？只有坚持练习。学吹号可与学其他乐器不一样，它声音大，往往会影响别人，刚开始吹又不好听，容易引起别人反感，我只好从宿舍转移到盥洗室里，对着自来水管子吹。时间一长，别人还是有意见，我只好到操场上去吹。我当时想，我就不信学不会它，所以练得特别勤，有的同学戏谑我，说我的吹号声是“上帝的声音”，简直无法逃避！我只好抱歉地一笑。他们哪里知道，我的目的是要学会它，吹好它。既然立了志，就要完成，这是我的哲学。
人在一生的生活、工作或战斗中，“坚持”二字与成功的关系非常大。有许多人，许多事，坚持一阵儿，就成功了，就生存下来了；而没坚持过那一阵儿，就失败了，就被迫消亡了，这类情况屡见不鲜。
大字报与实验报告
我们系一年级，开设的全是基础课，有自然地理、普通地质、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高等数学和外语等几门课。第一学年结束后，按照惯例要到野外进行地质实习。这次实习是何志超先生带我们去的，地点在窑街煤矿。
我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认真地进行了考察分析，在何先生的指导下，认真仔细地撰写了一篇实习报告。
实习回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袭来了。一夜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涌上了学校的墙壁，我们地理系的教师，年龄稍大些的，无一幸免。在那种形势下，真有点谈学色变的味道，谁都不敢谈学习专业课，教师更是人人自危。我把这份报告写完后，就悄悄地收起了，再也没敢拿给别人看。没想到，被批斗了好长一阵子的何志超先生，有一次悄悄地找到我，将那份报告要了去，给我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审阅，在结尾处又工工整整地批了个“优”宇。后来，何先生又划掉“优”，改了个“合格”。原因是按学校规定，实习报告只分“合格”与“不合格”两个等级。何先生的批语是：“条理清楚，有初步分析问题的能力，”何先生在那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还关心着他的学生的成长，这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多么高贵的情操！这份报告，我一直作为珍贵的纪念品保存到今天。
“人们对教师的态度，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这话一点不假。教师职业永远闪耀着灵光，教师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支通亮的蜡烛，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
我记得曾经有这样一句名言，意思是说，任何一位男人的成就后面，都站着一位善良贤惠和无私奉献的妻子。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我的成绩里，就有我妻子钦珂的心血。
周钦珂和我在中学是同级同学。我当学生会主席时，她是文体部长。我们因工作关系，比较熟悉和了解。她很聪明，学习非常好。
高中毕业我考入兰大，她考入兰州医学院。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很少有人去谈恋爱；只有高年级学生，在毕业前夕，才有个别的人去考虑这个问题。兰大和兰医，两所院校只有一街之隔，但我们却很少来往。文化大革命中，学校不上课，成天打呀斗呀，我们老同学才联系得多了，特别大串连以后，我们武威一中考到兰大、兰医、农大、教育学院等学校的同学经常聚到一块玩，我与钦珂之间的关系开始进一步密切。
大学快毕业了，我觉得我与钦珂之间的关系应该明确了，就托农大的白万义正式向钦珂转达。我想，反正我们两个家庭出身都不好，也算是门当户对吧。周钦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便同意了。后来她告诉我，她当时主要是看上我老实可靠。
大学毕业时，钦珂因病住院了，因此缓分了三个月。我当时分到了省农村宣传队和政县分队，那里的生活环境比较艰苦。我是七月份到和政报到的，钦珂直到十月份才出院。她出院后，学校告诉她，将她分配到兰州市永登县的农宣队。谁知道，钦珂面对这么好的条件，一点也不动心，直接找到了省农宣队办公室，要求去和政县分队。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把你分到永登县完全是为了照顾你有病的身体，是组织对你的关怀。和政县条件艰苦，怕你身体受不了。你既然坚持一定要去，我一笔就将你勾到和政去了，但你想再回兰州市可就不容易了。兰州市的名额别人抢都抢不到手啊！钦珂完全理解那位同志的一番好心，但她一心要和我在一起，所以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兰州市的名额。
我们结婚后，我才知道这件事，她平静地说：“我知道和政艰苦，我也知道我的身体不好，但要苦，我们俩人应该苦在一起，两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嘛！”我当时听了她的这几句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71年，我被分配到和政县一中教书，钦珂分配到和政县医院工作。
那一年，我们俩结婚了。
我们当时很穷，每人每月的工资是54元零8分，叫“5408部队”。结婚的时候，两人的所有存款只够买一块半钢的上海牌手表。其余什么也买不起，连一件新衣服都没做，从来没想到借钱或向家里要钱结婚，我觉得那种作法很丢人，家长供给我们读完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让家长为我们成家买东西，觉得对不起年迈的双亲。我们的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几乎和过个节假日一样。第二年，我们爱情的结晶，儿子秦东言就呱呱坠地了。儿子出生，东东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劳累，特别是我调到冰川所后，经常外出，家务活和对儿子的教育全由钦珂一人承担，她真是又当妈又当爹啊！我有这样一位好妻子，我儿子有这样一位好母亲，是我们父子两代人的幸福！
严厉的中学老师
我在和政县一中教了七年书。这七年，是我人生旅途上难以忘怀的七年，也是我艰苦奋斗的七年。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不久，风华正茂，天真烂漫，对人生充满了幻想，对工作有火一般的热情，想把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和政的教育事业。
我带的是数学课，虽然我的专业是地理，但教数学并不感到吃力，追究根子，还是中学数学基础知识很牢固。我力求认真教课，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严师才能出高徒嘛！我是全校有名的严厉老师，有些学生不理解，偷偷骂我，我也不和他们计较，他将来是会理解的。有的家长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亲自领着子女，送到我面前，让我管教他们，而且还再三嘱咐：如果他们的孩子不听管教，让我放心打！当然，我是不能打的，但听到家长们的这些话时，我却非常感动。最后几年，我带高中三个班的数学，150本作业本我都亲自批改，从不马虎，因为我希望我的学生成才，超过我；我也要对得起家长的信任，起码对得起我的工资。教师职业是高尚的，我从来不敢敷衍，但说老实话，我也从来没想到当一辈子教师。因为我的心在我所喜爱的地理专业上，我的注意力在冰川学上。
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将高等数学公式和专业知识抄成大字报，张贴到家中的墙上，有时间就背，就记，就演算，屋里的墙全被这种大字报盖满了。这段生活很艰苦，当时钦珂有病在兰州住医院，我一个人又要上课批作业，又要做饭带孩子，还要自学专业课，背数学公式，准备考研究生的课程，所以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真有点要拼命的架式。
1976年，我见到一位在地质部门工作的高班同学，他问我说：
“你要当一辈子中学教师吗？”
“不。”我说。
“你想不想干地质，如果想去，我来想办法活动。”他又说。
“我不去。”我说。
其实，那时我已经开始复习功课，准备报考李吉均的研究生了。
“贼心不死”
我搞科研的心思一直没有动摇过，可以说叫“贼心不死”！
1974年放暑假，我回家路过兰州，住在我姐姐家。我想拜访一下施雅风、谢自楚的想法又向我袭来了，过去几次都因为找不到引荐的人，放弃了，这一次，不管有没有人引荐，我一定要见见他们。我大着胆子来到了冰川所的传达室。因为我谁也不认识，进门就说：
“我想找一下施雅风和谢自楚。”
传达室里的看门人说：“施雅风出差了，谢自楚在，可是今天是星期天，你明天来吧。”
“我到他家去找。他家住在哪里？”我不甘心地问。
传达室里的看门老同志见我很是急迫，就告诉了我具体的楼号和门牌号。
我找到谢自楚的家，敲开门，见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人正在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讲话。小姑娘因有病发烧正在她爸爸怀里撒娇。他堵在门口问：
“你找谁？”
“找谢自楚。”我说。
“我就是，你有啥事？”他问。
我见人家不热情，怕发生误会，就急忙自报家门，说明来意，最后怕人家不要我，没敢说想到冰川所工作，只说对冰川学很感兴趣，想学习学习。没想到，我的话刚一完，谢自楚态度马上变了，大开房门，十分热情地请我进到屋里。
谢自楚当时已经是个有名的科学家了，但住房却很差，只有一间屋子，连自行车都没地方摆，只能斜着摆在屋当中。我勉强找了个凳子坐下，和他交谈了起来，越谈越投机。最后，他很有感慨地说：现在根本没有人想搞冰川，都认为干这行太苦，你却自己找上门来，我真高兴啊！接着，他又询问了我的学历和专业知识学习情况，并记下了我工作单位和名字，临走还给了我一些冰川学方面的资料。
没想到，那次毛遂自荐竟成了我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
峰回路转
我和谢自楚的联系一直没中断，他给我常寄些冰川资料来，使我的专业水平提高了许多。以后，我的同班同学张文敬调进了冰川所，他就代替谢自楚与我联系，寄资料，并极力为调我进冰川所到处活动。
那时候调动一个普通业务人员，尤其是从专县调进地处省府的科学院，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从说调我，到真正把我调进所，前后费了好几年。谢自楚先生一边让张文敬帮我抓紧专业知识的学习，一边自己骑辆破自行车到处反映情况，四处游说。1978年5月，我被调进了冰川所。当时，我考研究生的一试也已通过了。
机遇像条河
调进冰川所，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我憋足了劲，想在所里好好地干一番事业。
有人说，一个人成才或取得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天赋、勤奋、机遇。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智力发展正常的人们，应该说天赋是基本平等的。勤奋是什么？勤奋就是在科学道路上坚韧不拔，它来自对科学事业的不懈的追求和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人类进步的高度责任感。在我国的科研人员中，绝大多数人具有勤奋的素质。至于机遇，它就像一条滔滔不息的河，就在你身边，而且每时每刻都在你身边不停地流淌。它的存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它不仅仅属于谁，关键是你有没有眼力去认识它，有没有能力去抓住它！能认识到它，而且有能力抓住它，你就有可能成功；认识不到它，没能力抓住它，你就没可能成功；能认识到它而没能力抓住它，也没有可能成功。就这么简单。我这次去参加国际横穿南极考察活动，说起来也算是一次机遇，但这个机遇是摆在许多人面前的，并不只摆在我面前，但对这次机遇的认识却差别极大。有人认识到了它的存在却不具备条件；有的具备条件可没认识到它的意义，让机遇白白地从身边溜走了。而我却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我既认识了它，又具备条件，而这个条件是多年准备和奋斗的结果。
人生道路上，有许多机遇整天伴你前进，但它能不能变成你成功的重要因素，那就要看你个人的努力程度了。
我的导师
1978年7月，在我调进冰川所两个月后，我通过了研究生二试，考取了兰州大学地理系李吉均教授的研究生。我将在那里学习3年，攻读硕士学位。
我的导师李吉均先生个头不高，是典型的四川人模样。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这位先生，但没有听过他的课。同学们对李先生的评价是知识渊博，口若悬河。其实这也是地理系许多老师的特征。可能由于职业的关系，学地学的人常年工作在野外，性格粗犷豪放；地学是古老的科学，所学的知识面很广，所以这些老师们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经纬茨阖，无所不通。李教授正是这类人的典型。听他讲述一个问题，可以由古论今，从中至外，滔滔不绝地谈论一大篇，而且分析入理，令你茅塞顿开。
李教授治学严谨，态度认真，对事业一丝不苟。他搞研究或写学术报告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工作台前，好像与世隔绝了一般，甚至连吃饭都认为是多余的事。
他在教育上讲究因人施教。考虑到我今后从事的专业需要，在冰川气候变迁方面教会了我许多研究方法。这些知识，在我的科学考察工作中，特别是我在南极站当越冬站长的时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教授为了促进我们在专业上有较快的进步，还特意为我们几个研究生设计了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叫研讨式。具体的作法是把我们四个研究生分成两组，让每组在两个星期内作一次学术报告，实际上是每四个星期我们每个人就要作一次学术报告，请所有的教授和研究生都参加听讲，然后再组织讨论研究评论。这种作法，对我们学习自觉性促进很大，同时，自己在听别人的报告中也得到了启发和长进。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都觉得我的专业知识有很大提高，知识面拓宽了，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
这种学习方法，因为题目自选，资料自查，所以灵活多变，生动活泼，改变了读死书、死读书的呆板的教学方式。
李教授甘作人梯、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他对我们不但要求严格，而且还手把手地教导，特别是在带我们去野外实习时，那种勇于实践、不怕吃苦的精神，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的论文，他都逐句逐字地进行修改，可谓是呕心沥血了，但他却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最多将他的名字署在我们的名字后面。我们参加工作后，写的论文在发表前，他也进行了认真地指导和修改，但他从来不准我们署他的名，甘作青年人的人梯，为青年人的成长奉献力量。
李吉均教授不但是我作学问的导师，也是我作人的榜样。
1980年10月，我获得硕士学位，返回冰川所工作。
“只是一种兴趣”
我为什么要搞冰川学，除了老科学家的影响和培养外，来自自身的原因是什么，我似乎也说不清楚，只觉得我一接触这门学问，就感兴趣，而且有极大的兴趣，为了这个兴趣，我甘愿舍弃一切舒适的生活条件。
有一次父亲和我聊天，他突然说：“我当年报考南京中央大学畜牧系，全班只有六名学生，算是冷门了。没想到你的专业比我的还冷。全国搞冰川的有多少人呢？”我说，全世界搞冰川研究的几百人吧，中国的几十人吧。父亲听了说：“冷门也无妨，只要感兴趣就好。”
说到兴趣，我很推崇莎士比亚的话：“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才可以得益。”爱因斯坦的论述更为精到：“我认为，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教师，它远远超过责任感。”
说到兴趣，我遇到过这么一件事。
我的办公室不在我们所，而是在另外一个所的楼上。我一般星期日和节假日都在办公室加班，因为我的事平时总是做不完。我每次加班，都发现我对门办公室的一位老同志也在加班。这位副研究员是个老大学生，南方人，身体也不好，但他很少休息，经常加班。有一次，他到我办公室来借火抽烟，我问他：“你怎么每个星期天都来？”
他说：“你不是也来了吗。”
我说：“我是因为事干不完才来的，你是为啥？”
他说：“我啥也不为，只是因为对这一行有兴趣呗。说实话，我一不是有名气的科学家，二不是什么先进模范人物，如果不是我热爱这一行，我来干什么！”
这就是一位科学家的思想，多么简单、多么平凡但又多么令人感动。他将自己毕生对科学的追求和奉献，极简单地归结为“兴趣”二字，发人深思。
大年初一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最欢乐、休息时间最长的节日，按习俗，直到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算过完年。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与世俗不同，我觉得它和过星期日没甚两样，因为节假日也是用时间材料构成的。
1987年的大年初一早上，别人还沉浸在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过年气氛里，我仍和往常一样，一头扎进了办公室。事情一铺开，就忘了时间，直到肚子饿了，一看表，早过12点钟了，我只好收拾东西，回家填肚子。下午，我又忙着准备去东北南考委训练基地需要带的东西，最后挤出了一点时间，到李吉均教授家去拜了个年，也算是与导师告个别，因为这次外出要进行去南极考察的训练，时间比较长。当天晚上，我就离开兰州，去东北训练基地了。
关于时间，古今中外有许多哲人学者论述过它。看法五花八门，众说不一。有乐观派，有悲观派，但都反映了一个人的人生观。但无论谁，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时间是伟大的。时间是伟大的导师。马克思认为：“时间就是能力等等发展的地盘。”卓别林说：“时间是一位伟大的作者，它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来。”能不能充分利用时间，是衡量一个人事业之否有成的最佳尺度。我是时间的悲观派，认为时间太宝贵了，如果不加以充分利用，虚度一生，无疑是抛下黄金而未买一物。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
